在国际评估场合中，以权利为中心的法治环境评估也是主流和发展方向。

[39]参见张恒山：《法理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尤其参见第四章论三人社会与法律规则的来源。结语 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在逻辑上转向对共同体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复到了1980年代末期权利理论研究者有关权利的思考。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权利本位论的所有论证都是充分的，甚至对现代法学中的主体概念，权利本位论者也并未过多探究。这种概念上的杂糅或综合看起来不好理解，但其实揭示了主体性的特征。对社会评价和社会承认的考察，使张恒山意识到，义务性的规范在逻辑上优先于权利性的规范，这是张恒山在同权利本位论者的争论中逐步地建立起来的立场。[31]言下之意是，权利概念并不具有真正重要的法理意义，而只是一种价值的宣告而已。三人社会理论拒绝从原子式个体出发分析和理解法律现象，三人社会这个带着当代中国学者浓厚的个人思考痕迹的概念，表达了对人类共同生活形态的自觉认识。

本文将分别叙述权利主体性逻辑演进的上述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走向一种以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为导向的权利理论。由此我们也就看到，权利主体有一种挣脱个体性的努力，权利主体严格来说是一个进入到了相互关系和共同体之中的个体，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共同主体。数据可以在再加工过程中发现或创造新的价值，但国内法治环境数据在完成项目基本用途后，大多就处于闲置和未开发利用的休眠状态，以至于数据的真实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绝大部分则隐藏在表面之下。

[27]参见［意］皮特罗·科斯塔、达尼洛·佐洛主编：《法律的规则：历史、理论及其批评》，田飞龙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5页。第二阶段，以影响权利实现的个体特征为分类标准，按照职业类型、收入状况、家庭结构、认知程度等个体差别，在不同集群组内部选择待访人群，确定成员样本框。[85]参见［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艺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法治环境评估集中于个体化权利的满足与实现。

[9]［荷］扬·斯密茨：《法学的观念与方法》，魏磊杰等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页。下降到经验层面时，不同观测点还可进一步细化出丰富多样、具体可行的问题集。

与公权力的运作不同，不同权利是相对独立的、公开的和明确的，没有价值上的位阶关系或优先顺序，[35]在实践中也不存在隐性的运作逻辑。[62]参见赵国栋、易欢欢、糜万军、鄂维南：《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产业变革与数据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8页。另一方面也将弱化法治环境评估的问诊能力，使其难以为法治布局提供来自需求侧的具体指示。那么，作为一种新式的评估类态，法治环境评估有哪些特征？其与法治实施评估的区别何在？我们如何看待、理解法治环境评估的正当性？既有中国法治环境评估的设计、操作与应用中又存在哪些问题和认知误区？主文分为四个部分，通过对国内外法治评估项目的实证考察，分别对这几组问题作出归纳与解释，然后对法治环境评估在中国语境中的精准应用作出构建，从中发现量化法治的可成长性。

[21]这些用于控权的绩效指标也可以映射出权利保护的实际状态，提供判断法治环境优劣的某种参照。2．构设与权利测度相匹配的抽样实施方案 为避免抽样屈从于调研成本或便利而丧失随机性，评估应制定与权利测度相匹配的抽样计划，为科学评价提供必要条件。[83]参见［美］尤恩·苏尔李：《数据分析方法五种》，张卓妮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首先，指标设置失格，弱化待评对象的内在差异。

[31]［美］彼得·罗希、马克·李普希、霍华德·弗里曼：《评估：方法与技术》，邱泽奇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物理性孤岛导致行业、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成本增大，甚至会造成数据垄断。

[67]［德］赖因哈德·施托克曼、沃尔夫冈·梅耶：《评估学》，唐以志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例如，司法文明指数在民事司法程序一栏中提出法院对民事诉讼中贫富不同的当事人‘不偏不倚的可能性、法官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的可能性等五个指标，将司法程序评价集中于当事人程序权益的保护上。

聚焦于法治供给上，人民群众的需求才是调配法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与其它国家在多元化法治道路上达成更多的理解与共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法治建设中作出的努力和成就，也便于为国际法治提供中国特色的知识贡献。与法治实施评估相比，法治环境评估在评估目标、内容设置、指标选用、方法技术上均有不同，侧重于权利实现中法治资源的供给、分配及具体应用。[24]姚建宗、侯学宾：《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法律科学》2016年第4期，第26页。这一判断并非确凿，但至少证明未经论证的统计解释可能存在瑕疵，或许会出现我们发现或建构了最好的，或最关键的或最重要的解释，但实际上我们在错误地描述所发生的一切的局面。[44]质言之，评估只有集中优先服务于公众与利益相关者，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他们的参与动机，提升参与效果。

[14]张保生、张中、吴洪淇等：《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否则，一旦出现不合理的评估产出，将会浪费评估者的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而毫无意义。

法治大数据是实时形成的，它更能排除获取数据时人的不诚实、记忆误差及环境干扰等因素导致的误差，[101]从中提取公众态度、经验等数据素材，借助聚类分析可凝聚更真实的观测焦点，便于验证已有指标信度，减少其中的偶或性与不确定性。其中，国内代表有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司法文明指数、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中心的中国法治评估等项目。

不同法治环境数据的并用，有助于实现两个效果：其一，优化已有的可观测统计方案。[95]盛明科、彭国甫：《用元评估分析政府绩效偏差》，《湘潭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136页。

在监管内容上，依托已展开的数据收集工作，重点对‘问答标准的统一性、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及外部一致性等关键事项逐个排查，将数据质量问题解决在调研一线。以与权力行使相关的指标为例，2008年的评测重点在于政府及其官员、代理人能否依法行事，而2017年的评估更关注政府信息公开的可获得、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等，权力行使是否有助于权利的实际获得成为评测焦点。[74]统合以上数据，或许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即我国律师数量的配比不高，且律师资源的分配极不均衡。[65]数据采集标准差异过大，导致不同项目生产的法治环境数据无法直接对接，增加了跨项目合作的技术难度。

[73]另有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律师从业人数为30万余人，占国民人数的0.2%，承办诉讼案件330万件，占全国案件总数的18.3%。其二，采用统一的计量评价标准对法治末端事务进行监控，保证了法治建设的全国一盘棋。

将目标管理想象为产品服务，在凸显对制度运作与执行考核的同时，却有可能让法治环境评估偏离以人的权利需求与实现为中轴的功能指向，甚至导致在巧妙运用不相匹配的数据后，你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论……实际情况越糟，你的结论却越让人欣慰。[82]葛洪义：《我国地方法制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法律科学》2011年第1期，第117页。

参见［美］伊恩·艾瑞斯：《大数据思维与决策》，宫相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5页。首先，加强问题指标的动态化管理。

其次，提高主观指标的适用性和稳定性。[63]这一现象出现在不同类型的法治数据之间。其二是实测重心向权利可获得性迁移。而法治环境评估则以不同权利的实现状态及权利保护的法治条件为重点。

[32]戴耀廷：《香港地区的法治指数》，《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第46页。而法治环境位于法治需求侧，是法治规划的目标和服务对象，二者之间实为供需而非同等关系。

[61] （三）数据孤岛现象突出，限缩评估的可持续效益 任何评估都不可能穷尽所有讯息，解码法治环境还有赖于其它评估数据的支持。以往评估实践忽略了法治环境评估的类型特征，存在忽视待评对象专属身份、与法治实施评估混同处理、数据孤岛以及评估质量管理半程而止等问题。

在不同国家的法治实践中，政府部门大都积极尝试建立法治常态化标准，明确区分法治的正常状态与异常值，以便发现、规避与改造其中的非常态事件。考虑到权利实现难以确定水平值，可围绕与之相对的权利贫困展开操作